身世大揭秘：“大红袍”的N种传说

“大红袍”的N种传说

“大红袍”自古是万茶之尊，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也是武夷山的第二张名片。但因为历史久远，战乱频仍，文献流失，“大红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但大都没有结果，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这些说法归纳起来无非“状元报恩说”、“皇后治病说”、“县丞祭茶说”、“猴子采摘说”、“县长命名说”等几个脚本。
“皇后治病说”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急性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县丞祭茶说”也十分牵强。武夷山虽然自古有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
“大红袍”虽然生长在岩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无疑，“猴子采茶说”严重藐视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最令人信服的还是“状元报恩说”。其故事梗概是：明初举子赶考途经武夷山，中暑昏厥路边，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为追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更加喜爱天心寺的茶，便请旨敕封，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大红袍”。
那么大红袍的真相到底怎样呢？
饮水思源，喝茶寻根。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跑遍了图书馆、资料室，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终于得以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基本上还原出了“大红袍”的本来面目，以飧世人。

“大红袍”因何得名

顾名思义，大红袍，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继元之后，汉族统治者重新建立了延续近300年的明王朝，包括服装制度在内的汉族礼制得到了全面的恢复。
明朝洪武时期，依据周礼，参考汉、唐、宋历代的服饰，花了20年时间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服装的类别基本延续过去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的区分，官品、职位、身份在服装的颜色和配饰上却有更加明显的辨别。
《明史》记载：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也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文中“赤”、“绯”都是指大红色。因此，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如成书于清代的《海公大红袍传》、《海公小红袍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见，“大红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树呢？可以推测：“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
这一推测与“状元报恩说”比较接近。

“大红袍”身世大揭秘

如果按“县长命名说”，虽然有“大红袍，民国三十二年，吴石仙题”的摩崖石刻，从而有人推测“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武夷山茶与风景》一书出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书中却清楚地交代大红袍“成名虽然出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还是宣传的功效。”假使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命名不到一年，又值战乱年代，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宣传功效。而且，在成书于1921年的《蒋叔南游记》（蒋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在1921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红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这段文字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字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360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现在“大红袍”母树仅剩一处，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处的已故“大红袍”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大红袍”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
近年来，随着“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为“状元报恩说”、“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1991年，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那么，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受封呢？
《明史·胡潆传》记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潆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潆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这段文字说的是：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有人说建文帝流落海外了，有人说建文帝出家当了和尚。为了赶尽杀绝，免除后患，明成祖派礼部官员胡潆（1375—1463）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与“下西洋”为幌子，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时，文中“遣潆颁御制诸书”之句，其实是指明成祖为了掩人耳目，收买人心，忏悔恶业，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至今在全国许多省市仍有许多以“永乐”年号命名的寺院。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上文虽然只交代了胡潆“十七年（公元1419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来过武夷山。但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著）专门记载来过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名贤下·遗补》中有“胡潆，字源洁，武进人，明建文庚辰进士，官礼部尚书”的记载。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武夷山志》还收录了他的《题画武夷图》、《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胜感慨》诗两首。此外，在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著）中有胡源洁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报恩说”几乎吻合。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说”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该寺院后来还受过光绪敕封，林则徐、陈宝琛等朝廷命官先后为其题额，可见天心永乐禅寺在历史上曾经十分显赫。可以想象，这样显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状元报恩说”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更具有历史性、文化性、逻辑性、书面性，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因为故事情节、时间、人物、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并无走样。综合“状元报恩说”和上述考证结果，“大红袍”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大红袍”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

“大红袍”母树的真假之争

随着“大红袍”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母树“大红袍”的真假之争也愈演愈烈。“大红袍”的指代，实际上经过了从某枞茶树（状元红袍所披盖的茶树）的名称——某品种茶树（武夷山四大名枞之一“大红袍”）的名称——某类别（武夷岩茶）茶叶的总称的转变。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合，“大红袍”所指代的含义也就不同。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就容易产生混淆，产生真假之争。
根据《武夷山的茶与风景》（陈舜年等著，吴觉农作序，1944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编）一书《上篇·茶》记载：
首先要介绍的是大红袍，这声誉简直是太大了，他生长在离天心岩三四里地的九龙窠，属永乐禅寺（通称天心寺）所有，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不肯以真品示人。据调查，真正的大红袍在九龙窠最后较高的一个岩旁边，岩壁中有一个小孔，常有泉水从岩孔中流出，旁有茶树数株，靠岩壁者为正大红袍，相邻者为副大红袍。大红袍的采摘制造极为讲究，且有极繁重的仪式。成茶不过半斤左右，其成名虽然出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还是宣传的功效。
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大红袍有正副之分。“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不肯以真品示人”之句可以这么解读：为了保护“正大红袍”茶树，僧人故意在“副大红袍”茶树附近刻上“大红袍”三字，以转移游人的视线。因为“副大红袍”长在较高的地方，游人不易采摘。僧人这样刻意地“掉包”，实属无奈之举。但此举既可以保护“正大红袍”茶树，无意中也大大提高了“副大红袍”茶树的名气，延续了“大红袍”的品种和品牌。
这和年近百岁、解放前就着手研究武夷岩茶的茶业泰斗张天福老人所说的如出一辙。他回忆说：原来的“大红袍”茶树在距离现在“大红袍”不远的地方，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树枞有将近一米，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滴下，终年不干，正好滴在茶树上，茶叶非常茂盛，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人们把“正大红袍”改称为“大红梅”，以混淆是非，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据80高龄、1951年担任“大红袍”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的傅志美老人的回忆，确有其事。他说：1951年土改时“大红袍”仍为天心寺所有。但因为其历史悠久，名气太大，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如果继续由僧人管理，怕力度不够。后来县里专门为此开了协调会，决定把“大红袍”茶山划归农场管理。在“大红袍”附近还有一枞大茶树叫做“大红梅”，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
另外，《中国名茶志·福建卷》的武夷岩茶文章中记载：现今九龙窠之“大红袍”，据林馥泉一九四一年调查认为系名丛“奇丹”之误。并得寺僧信任，看到了一株真本“大红袍”在九龙窠的岩脚下，树根终年有水从岩壁涓涓流下，树干满生苔藓，树及衰老。曾作记载：树高135厘米，主干八根，……
这些书本记载和两位老人的口述基本一致，不管是《武夷山茶与风景》里说的“真正大红袍”、“正大红袍”还是张老说的“原来的大红袍”、傅老说的“大红梅”还是《中国名茶志》引用林馥泉说的“真本大红袍”，都不是现存的“大红袍母树”。但作为武夷茶四大名枞之一，“大红袍”实际上是茶叶品种的名称，也称为“奇丹”。《蒋叔南游记》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大红袍母树”并非只长在一处。当代茶人吴觉农、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岩、马头岩等地也有“大红袍”的品种茶。所以，现存的“母树大红袍”虽然不一定是最初传说中的“大红袍”，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大红袍”茶树是原生态的 “母树大红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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