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述中華茶文化的歷史傳承和基本精神

“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記載在《茶經》中的這句話，道出了國人飲茶的久遠歷史。

《神農百草經》亦雲： “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也佐證了茶葉在神農時期，其藥用價值已為人們發現並逐步認識的事實。據《華陽國志》載，在西周時，茶已作為巴國的貢品向武王納貢了。

秦漢間，西漢的王褒在《僮約》中記述：“烹荼盡具”，“武陽買荼”可以說明茶葉已經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場上流通，也是茶葉作為商品最早的文字記載。

茶由藥用發展成日常飲品，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對茶的品飲的起源和時間，後人歸納出了四種說法，分別為：祭品說，藥物說，食物說，同步說。但茶作為大眾飲品，大致還是在陸羽的《茶經》傳世以後，故宋代有詩雲：“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是否可以這樣說？在唐代以前的漫長歷史時期，茶並不為大眾所熟悉，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區或者上流社會中流行。

文化的形成，通常包含了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個方面，茶文化亦然，即茶的自然科學和茶的人文科學。由於茶的自然科學早已形成獨立的體系，故今人所言的茶文化，一般偏重於茶的人文科學，主要是指茶對精神和社會的功能方面。

茶以物質的形式出現，經由大眾的智慧積累，而滲透到其它人文科學的方方面面，從而形成以精神追求和社會價值為基礎的文化體系，其醫用功效通過《食經》為華佗推崇，製作和品飲方法通過文字的形式在《廣雅》中表現出來，後人據此認定茶文化的啟蒙時期應在三國之前，或可追溯到三皇五帝的年代。

進入晉代，南北朝，隨著文人飲茶日漸興起，大量詩詞歌賦將茶作為吟頌對象，西漢末從古印度傳入的佛教亦在此時達到鼎盛時期，華夏名山勝地眾僧雲集，僧人們以茶供佛，以茶待客，逐步形成整套茶宴，茶禮的儀式，為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優良的土壤。

西元780年陸羽著《茶經》，可以說是茶文化形成的里程碑。《茶經》概括了茶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雙重內容，首次將茶飲藝術以文字的載體表現出來，並將儒、釋、道三教的精神融入其中，形成了獨特、深厚的中華茶道文化，此後大量茶書相繼問世，將茶文化的精神深化推廣，並于宋代達到了高潮。

隨著宋代茶業的發展，茶的品飲從上流社會走向民間，此時，朝廷設立茶事機關，茶儀形成禮制，茶成了皇帝籠絡大臣、皇親的重要手段，專業品茶社團在官員、文人和佛教徒間形成；民間鬥茶風氣的興起，推動了茶文化的蓬勃發展。

明太祖朱元璋有感于茶農的不堪重負，於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下詔罷造龍團，推動和促進了散茶的發展，革新了茶的製作和沖泡方法，豐富了茶的品類，為茶文化的社會普及，沖泡技術發展等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奠定了以散茶藝術為主體的現代茶文化基礎。

到清朝茶葉出口已形成一種正式的行業，茶書，茶事，茶詩等文化活動和文化元素層出不窮；新中國成立後，在國家的扶持和眾多茶人的共同努力下，有關茶文化的國際活動不斷增多，很多地方還出現了以茶文化研究和交流為主的民間組織，茶物質財富的積聚和茶產業的發展為中華茶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茶在品飲的演變、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哲學，醫學，宗教，道德等社會綜合因素的影響，融入了儒、釋、道的哲學思想理念，茶葉本身的自然屬性和這些文化因素的交融，演繹了茶文化中以“靜”與“和”為主體的文化內涵，也就是茶文化的主流精神。

要瞭解茶的主流精神，我們還必須從茶葉的本身亦即其自然屬性入手，茶葉味苦性寒，其味清新，先苦後甘，有提神益智，延年益壽，明目益思之功效，為歷代文人雅士所推崇。陸羽在「茶經」中稱茶為“南方之嘉木”、“宜精行儉德之人”，唐韋應物稱茶為“性潔不可汙”，劉貞亮謂茶“利禮仁，表敬意，可行道，可雅志”。歷代文人墨客不惜花費大量的筆墨，賦予茶“節儉、樸素，淡泊，廉潔”的品格象徵，寄託其個人的思想和精神。

當代，由於國人訴求對象、理念差別、思想或立場不同，對茶道精神的定義也各異，因此，我們應當在吸取前人的傳統、結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來領會茶文化的主旨意涵。

但貫穿在茶文化中的“靜”與“和”的思想，融合了儒、釋、道哲學思想的精華，以其作為茶文化的基本精神，我覺得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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