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茶文化，倍受外界追捧

西藏茶文化起源于吐蕃时期（7~9世纪），唐朝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与吐蕃赞普的两次和亲促进了唐朝文化向藏区的传播，加大了贸易交流往来，为茶及茶文化在藏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此时，在统治阶层内的王室及僧侣当中，茶已经作为饮料出现。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间的混战分裂瓦解，出现众多割据势力，使战争连绵持续了四百余年。1247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西藏正式归入元朝版图。明清时期对西藏进一步强化管理。1653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伴随着中央政权的统治，茶与茶文化对西藏的影响一直没有间断。在茶马贸易形成后，饮茶之风在藏区内逐渐形成并迅速漫延至各个阶层，深得藏族同胞的喜爱，并与传统民俗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藏族饮茶文化。总体历程经历了传入、形成与成熟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中原地区与吐蕃没有茶叶贸易的发生，饮茶未成风气；第二阶段中，官方组织了大量的茶叶运销活动，使饮茶之风广泛传播，意味着饮茶习俗的形成；第三阶段中，藏族社会对茶的需求已经达到了“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程度。传播过程的标志性事件归结如下：
　　唐玄宗时期，“茶马互市”出现，开启了藏汉间的茶马贸易之门。宋朝时，新开辟了多条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通道，繁荣了周边一些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其中的黎州和雅州声名远播；“茶引制”出现，用以管理输藏茶叶。元代增加了“茶由”（零售茶税），强化对茶马贸易的税收管理，并在“茶马古道”沿线实行“土官治土民”制度。明朝增设了以茶马司为核心的专管机构，并与“贡马赐茶制”配套实行。清朝时茶马互市制度逐渐被“边茶贸易制度”取代，茶贸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各民族间的人口流动随之增多。
　　至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试种茶树成功，随后在英印当局的大力扶持下，茶产业迅速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向西藏地区的 茶叶 渗透与侵略步伐。除了清政府及许多藏汉茶商的共同抵制外，藏族同胞长期形成的饮茶口味成为了阻止印茶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1865年，英国用印茶仿制西藏同胞饮用的砖茶，但在西藏边境被中国边防官员查获没收。在此后的多年中，印茶始终没有突破藏族同胞的“口味”关，内地茶仍是西藏茶消费主流。在两次侵略西藏战争之后，英国利用不平等条约不断向清政府施压，以获得向西藏输入 茶叶 的最大便利，遭到来自全国多种力量的不同程度抵制。1911年后，政治动荡，外来侵略加剧，加之印度茶价格低廉，在西藏茶市场中，内地茶逐渐处于劣势，至1925年左右，印度茶占据了西藏茶市场的大部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藏族同胞的饮茶问题，于上世纪50年代开辟了西藏自己的茶园，并针对砖茶质量问题拔付专项资金攻克技术难关，为藏族同胞能饮上放心茶做了许多工作。1988年时，西藏的茶园面积已达3000多亩，1993年自制茶叶26万多斤；藏区群众的茶叶消费量由1955年的人均3.2斤到2008年的近10斤。